民族软件　旧话新提

主持人（本报记者李凌己）：民族软件是一个旧话题，今天我们在这里“旧话新提”，希望各位专家能给一些具体的建议，看看从哪些方面入手能解开民族软件业发展缓慢的“怪圈”。

倪光南（中国工程院院士）：《光明日报》组织召开这个会很重要，因为最近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美国导弹袭击以后，大家认识到国家弱小不行，我们一定要强大起来。信息产业，特别是其中的软件产业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比如说电脑战，以前我们只是在小说上见到，但是现在美国中央情报局要利用黑客攻击南斯拉夫总统的银行帐号。黑客只是在对对方的系统不了解的情况下利用技术手段破坏电脑系统，我们现在使用美国微软公司的操作系统，所有的系统对他们都是透明的。假如美国人要攻击我们，那就不仅仅是利用黑客的手段。现在大家都知道了Windows98里面有窃取用户身份的ID码，微软说以后不这么做了。但WindowsNT有3500万行代码，我们无法分析其中是否有什么机关、后门或者是定时炸弹。这是涉及到国家安全的大事，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市场的问题。所以我主张发展“自主操作系统”。

张云卿（信息产业部软件与应用处处长）：对于操作系统，透明性即开放源代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关系到国家安全的系统（如军队的计算机系统），一定要保证软件的稳固性，如果操作系统不透明，我们就不知道其中是否有恶意的陷阱。操作系统还有一个多样性的问题。即使在美国，现在Unix在用，Macintosh也在用；唯独在中国，在微机这个层次上Wintel架构占据了绝对垄断地位。显然，从任何一种意义上说，这种独家垄断地位都不利于我们国家计算机事业的发展。

倪光南：中国软件业发展了这么多年，也追赶了这么多年，可是现在的问题是越追越落后了。从国内看还行，但从国际上看，我们就差得太远了，连印度都不如，关键就在于操作系统受制于人。现在Linux是一个机会。Linux是一个很好的系统，运行起来不死机，而且节省硬件资源。在ISP中Linux现在已经超过了Windows，像雅虎这样的企业，用的就是Linux。我们要推广Linux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在政府大工程中采用Linux，既可以节省政府开资，又可以保证电脑系统的安全性；二是在中国老百姓中推广Linux。

李学凌（《中国青年报》编辑）：我用电脑已经有好多年了，最近我在自己的机子上安装了Linux，但我学习了一个月，也很难使用Linux。如果要用Linux上网，还要打电话给ISP询问IP地址，而在Windows系统中，根本没有这样的问题。说白了，Linux还是一个专家系统，中国的老百姓还很难使用它。

倪光南：其实中国老百姓对操作系统的要求是很低的。美国人是用电脑长大的，要用电脑玩很多游戏，对操作系统的要求较高；但中国人用电脑目前还没有那么复杂，主要就是办公和上网。只要有一个像联想“幸福之家”那样的界面，至于操作系统的底层是Linux还是Windows，老百姓并不关心。中国的市场对我们推广Linux有利。Linux正处于起步阶段，现在全世界都处于同一个起跑线上，如果两年后再来追赶就晚了。我看现在我们的企业也很重视Linux，也有一些企业在投入精力去做它。如果我们能够做好它，和微软谈判起来也方便了。

主持人：操作系统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请问张先生，政府对发展Linux有没有政策倾斜？

张云卿：我们现在也正在向国家计委申报这个项目。但具体说国家能够给予多少费用支持，这个就不好说了。我们也在希望、在呼吁国家能够对我们的软件产业给予支持。具体对策上，软件产业里面的操作系统，我认为应该有国家行为在里面，因为操作系统的多样性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对于应用软件，当然只能是企业行为。

主持人：倪老师，您认为对于以Linux为主的自由软件之路在中国应该怎么走呢？

倪光南：从软件自身的发展规律上看，目前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是基于传统的知识产权保护、以谋取商业利益为目的的商业软件之路，像微软这样的公司就很典型；一是基于Internet、以免费使用和开放源代码为特征的自由软件之路，例如Linux。把源代码公开，可以自由交流，这是一个新的途径，以前不可能，但是现在有了Internet就很容易办到。这两条道路在很长时间内会平行发展，至于谁战胜谁，目前还很难说。但是现在这种开放源代码的道路发展势头很猛。对于我们中国来说，要在软件产业打翻身仗，Linux是一个突破口。一旦我们有了“自主操作系统”，自主权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一切就好办了。如果WPS2000支持Linux，我们的竞争对手就不是微软，我们就改变了游戏规则。

姚仲永（中国软件协会Forth研究分会）：在计算机行业，谈起反垄断，确实令人很无奈。我们Forth应用研究会成立已经有近二十年了，一直致力于汉语言编程的研究和应用。我们能够利用汉语言编写复杂的系统程序，我们在技术上没有障碍。但是现实确实太残酷了，我们有技术，可是没有投资。我们只得在单片机领域苦苦挣扎，应用范围也仅限于军工行业。计算机行业确实迫切需要改变游戏规则。

方兴东（清华大学博士，IT独立评论人）：在PC时代，我们是无能为力的。但计算机行业已经走到了后PC时代，因此我们是有能力改变游戏规则的。比如说“维纳斯”计划，与其说是微软在帮助我们推广信息家电，不如说是我们在替微软销售WindowsCE，因为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家电市场。市场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就有优势。

主持人：我曾采访过一位资深的院士，他认为发展Linux等自由软件可以带动软件服务业的发展。张先生，请问信息产业部在软件服务方面以及软件发展的突破口方面有考虑吗？

张云卿：信息产业部当然很重视这些问题。软件的重要性可以从两个方面看：首先是从广度上看，计算机的应用已经渗透到了国民经济的每一个角落，信息产业，特别是软件产业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其次是从深度上看，软件的应用是分层的。在具体的应用上，第一层是操作系统，这方面我们至少在目前还没有任何作为；第二层是一些数据库、开发工具和网络软件，在这一层也基本上是国外的软件一统天下；最后才是软件的具体应用和服务，这里面我们有一些民族的东西，但还很不够，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1998年，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70000多亿元，计算机产业的总产值是1480多亿元，而软件加上服务的产值才300多亿元，所占的比例极小。在美国，信息产业中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比例是1．8：1，和他们比起来，我们在服务业这一块也是极其落后的。

切分出操作系统这一块，现在搞Linux操作系统，应该说是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我们是从这一点去理解的。如果说政府要支持，无非是从投资、从政策上去引导。比如说宣传政策，在操作系统的多样性和透明性方面，政府可以保证一定的宣传力度。至于投资，如果某些大的软件厂商对Linux比较感兴趣，想进行一些深层次的开发和研究，希望政府给予一部分费用支持，我认为这也不是不可以的。但Linux要真正形成气候，还需要众多应用软件和开发工具的支持。如果哪一天中国有相当一部分应用软件都支持Linux，Linux就在中国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这不但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也符合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的利益，我想这些国家也会支持Linux的。

倪光南：要推广Linux，有一个利益驱动的问题，如果没有利益驱动，Linux就会发展得很慢。利益从何而来？我认为在于服务。服务收益是一项比出售版权更大的收益。在西方，专门做Linux支持服务的公司很多，如红帽子等。刚才张先生也说了，中国的软件服务业还很落后，发展Linux，应该对中国的软件服务业有促进作用。

主持人：最近有消息说清华大学允许学生中途休学创业。这对软件行业是一个福音，因为软件行业历来是年轻人的行业。在这方面，清华科技园有一个很好的“孵化计划”，我们请罗老师为我们谈谈。

罗建北（清华科技园发展中心副主任）：国家最近对“创新”这件事非常重视，清华大学还采取了具体措施，从去年开始主办创业大赛。今年办第二届创业大赛，校领导都非常重视，开始研究学生休学创业的问题，允许学生保留学籍出去创业，创业失败了还可以回到学校读书。因为许多产业，特别是像软件这样的产业，年轻人在这方面更有优势。清华科技园的创业中心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成立的，它不以盈利为目的，主要面向在校大学生，为他们创业提供服务。

创业中心在中国并不新鲜，十年前就有了，但成功的并不多，我们认为这些创业中心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他们只是停留在“初级阶段”。实际上，对于新成立的企业来说，为他们提供一些初级服务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为他们提供“增值服务”。我们都知道硅谷很成功，硅谷的成功主要有两点：一是企业的定位一定要正确，你要搞创新，一定要做到这个行业的前三名，一定要做自己最拿手的，不要什么赚钱做什么。如果你这样做了，你的上游下游全来了，你的市场也来了，企业一下子就起来了，这是硅谷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还有一个经验是风险投资的引进，风险资金要投资某一个企业，第一看企业的领导，第二看创业团队的凝聚力，第三才看你的产品是否有市场前景。这些东西都是原来的创业中心做得比较少的，所以我们这次搞这个创业中心，主要是想在这方面多做些工作，加大增值服务的力度。比如说中介机构的引进，我们现在着重想的是与创业企业的培育和成长有关的机构，我们还打算搞一个咨询公司，为创业企业提供一条龙服务。

到目前为止，我们这里已经有了两个企业。一个是以参加清华创业大赛的一个产品为核心成立的公司，其中一个创业者是清华三年级的学生。还有一个是信息安全方面的企业，创业者是清华计算机系毕业的几个硕士生。当然，我们也欢迎清华之外的学生进来创业。

主持人：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我们都知道现在名牌大学计算机系的学生出国的很多，通过这种方法留住人才，对我们整个民族软件产业都非常有利。关于人才，大家有什么看法？

李学凌：我觉得不同的人才对民族软件产业的作用是不同的，中高层次人才推动技术的应用，低层次人才推动市场的扩大。我们目前培养的人才大部分是低层次人才，所以我们只是在为外国厂商培育市场，真正的高层次人才目前在中国非常缺乏。我们最需要的是高层次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

主持人：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基地主要是高校，但在我们的高校教育中有很多问题影响着我国软件业的发展，你认为高校在教育方面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呢？

李学凌：中国的大学生真正了解计算机的人并不多。我们报社前不久搞了一个高校计算机巡展活动，我发现真正将因特网连到学生宿舍的，仅有清华、北京广播学院等很少的几家。在许多大学实验室里，计算机只是摆设，学生严格按照老师的指令操作计算机，根本学不到真正的东西。许多学生都没有打开机箱看过，不知道主机里面是什么东西。想通过这样的教育手段培养出高水平的计算机人才是很困难的。我们应该采用与国际接轨的开放的教育模式，让学生能随意拆拼机器。

于波（《求是》杂志社编辑）：我在浙江一个乡镇呆了一年，对那里的计算机应用作过初步的调查。浙江是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对计算机的需求很旺盛，但是那里的人打字用的全部是WPS2．1。打字员说她们学的是Dos和WPS，不会Word和Windows。她们见了鼠标都不知道怎么用。她们也不知道机箱里面装的是什么，以为显示器就是计算机。这反映出我们国家对计算机的普及教育做得很不够、很滞后。中国计算机普及教育要是不抓起来，软件业发展也难以有后劲。

主持人：盗版，被认为是中国软件业发展的一个严重障碍，最近姚增起博士提出了解决盗版问题的“AB板块”理论，您能否先简单介绍一下您的观点？

姚增起（正普软件销售组织总部总经理，博士）：盗版是中国软件业面临的最大问题。盗版的危害大家都很清楚，软件厂商开发软件产品，必须把它推向市场，把它卖出去才能赚钱，可是卖了一段时间就卖不动了。关键的问题在哪里？就在于盗版！软件厂商自身很难解决这个问题，为了避开盗版尽快收回投资，厂商不得不将价格定高一些，可是你的价格高了，盗版的量就上去了，你自己的量反而下来了，你还是收不回投资。中国软件业要发展，必须解开盗版这个扣，形成合理的市场秩序。其中的关键问题，就是要将价格降下来，直接和盗版竞争。但是单个厂商和经销商都很难解决这个问题。单个厂商的品种有限，形不成规模，影响不大；经销商没有产品定价权，也不可能作到这一点。我们提出“AB版块”的观点，就是希望解开盗版这个扣，打击盗版，在软件市场上形成良性的循环。

所谓A板块，就是原来的那种大包装、高价格的产品。一般的软件产品都有一个热销期，按以前的经验，也就是3个月到6个月，热销期过后，就卖不动了。按我们的解释，主要原因还是盗版。这时候，我们就建议厂商将它甩给B板块。在B板块，所有的软件零售价都是20元，包装简单。厂商与其让盗版侵蚀市场，何不把它甩给B板块呢？软件到了B板块，销量一般都会直线上升，最好的每月能卖1000多套，一般的产品每月也有500套的出货量。我们20元的价格与盗版已经很接近了，这就给盗版者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如果他在A板块压了10万张盘，这个软件一旦甩给了B板块，他立即就卖不动了。但是他不知道这个软件什么时候会甩给B板块，因此他很可能就不干了，我们就达到了净化市场的目的。我们能够大张旗鼓地卖，而盗版者只能偷偷摸摸地卖；我们能够做广告，而盗版者是不可能做广告的；与他们相比，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购买了版权。

雯静（北京大和公司总监）：我曾经做过音像，也做过软件，我发现音像行业有许多值得软件行业借鉴的地方。音像的盗版比软件更厉害，但音像行业仍然有很大的生存空间。其原因一个是市场问题，VCD、CD和随身听的普及率比计算机要高，但关键还是一个行业管理问题。北京市音像出版署规定所有的音像经销店都必须到音像大厦进货；所有的批发单位都必须到音像大厦租房子；所有出售的音像制品都必须贴标签，表示你是正版的。出版署检查经销店不是看你的工商税票，而是看你是否有音像大厦的进货单。这样一来，市场就从货源上得到了控制，盗版者的饭碗就很容易被打掉。

至于说价格，音像市场也分A、B板块。磁带的零售价是9元或10元，但批发价不同，A板块是7．5元，B板块是2．5元，只不过包装是一样的，圈外的人看不出来。比如说张惠妹发一版磁带，首发式是7．5元，以保证经销商的零售价达到9元或10元；一段时间以后，批发价降到2．5元，但零售价不变。经销商开始的时候根本赚不到钱。市场培育起来以后，他才能拿到2．5元的批发价，才有利润可赚。音像市场的这种经销体制，我认为是值得软件市场学习的。

主持人：刚才大家谈了许多有利于民族软件产业发展的建议，有些方面已经有了非常具体的措施。但上升到根本，还是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和有关法规的完善和出台。张先生，在这方面你能不能披露点消息？